韩国移民政策:幸运飞艇走势

编辑:凯恩/2018-12-30 00:04

  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上,经济政策目标中压倒一切的是经济增长,社会政策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实施了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为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韩国在这一时期甚至强制性地实行低工资政策,吸引外资,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每月工资仅为5美元,是亚洲“四小龙”中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在于扶贫与社会救助。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1973年12月颁布《国民福利养老金法》,颁布这一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筹集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所以政府直至1988年才全面实行。由于韩国经济起点低,经济规模小,积累比例过重,依靠外资严重,因此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完全屈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志。有学者据此将韩国冠以“以增长为中心”模式,以区别于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但是,在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之后,统治者也明确认识到社会福利对于建设强大国家的重要性。如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执政后,对以前忽视社会福利的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先进国家并不只是靠高国民收入实现的”,“虽然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收入增加了,但如果正直而勤奋工作的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的,是经济正义失去作用的社会”。([韩]金泳三:《开创21世纪的新韩国》,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在西方社会,传统福利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提供一种防范天灾人祸的安全网,是对福利接受者的事后补偿,其重点也不是帮助援助对象发挥潜能并借此赢得自立。在这种福利取向之下,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两回事。其开支是一种消费,是收入总额的减少,不能带来直接的新产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收入的制约。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对可供支配收入的消费性依赖,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备受新诟病的根源。而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强调社会福利开支的生产主义或投资取向,1994年著名福利社会学家霍利廷(Ian Holliday)将这种模式的特征概括为:(1)政府视社会保障项目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整体工程的一部分,并倾向于使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2)国家把注意力放在强化经济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健康的需要上,而把社会福利事务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事务;(3)国家倡导工作福利和人际互助而不是把社会公正与福利权利理念作为其福利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4)福利需求群体的公共需求程度较低,社会福利支出和税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小;(5)国家在社会福利的提供上主要是规制的制定者,而不是福利的供给者。

  韩国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对福利对象是维持性救助形式,试图促使福利接受者自强和自立。韩国的社会福利改革是以工作为取向的福利改革,主张强化福利对象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借此实现脱贫自立。韩国十分重视通过政府或其他机构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就业,认为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提高福利救济对象的自尊心和信心,而且也存在着实现赢利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韩国政府更热衷于通过对自谋职业者的投资来实现生产性自救。政府鼓励投资对象创建小型企业,通过现金补贴、增加服务、设立教育户头、建立儿童日托所等方法加以扶持。

  朴正熙政府十分关注扩大学校老师的福利。在福利制度刚刚兴起之时,公立学校的老师已经被《文职人员养老金法》所覆盖。但1970年代私立学校的比重较大,占小学总数的1.2%,中学占46.1%,高中占67.9%。因此,1973年政府通过了《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法》。1970—1993年韩国预算支出中,教育费占12.7%—18%,而社会保障及福利费只占4.3%—9.3%。(顾俊礼、田德文:《福利国家析论——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工业化时期教师享受政府的良好待遇是韩国福利制度的典型特征之一。政府对大众教育的关注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人口素质。1965年小学入学率已达100%,中学入学率从1960年的27%增加到1981年的85%,使得韩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的转型。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注意到了新近出现的“数字鸿沟”,更是将教育、特别是终身培训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资料显示,东亚次发达地区和国家在社会发展支出上与发达国家较为接近,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教育的投入水平较高,均在政府开支的15%以上,而发达国家则在2%—6%左右。(郑秉文、方定友、史寒冰:《当代东亚国家、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其项目基本涉及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等各个方面,切实保障了劳动者及其亲属的社会生活,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与“稳定器”的作用。

  韩国社会福利制度普遍性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形成以1999年8月12日国会最终通过《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韩国,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几乎无从谈起。6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定为目标,提出保证国民的生存权和福利国家的义务,并制定了十几个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到2000年,四大社会保险均实现了覆盖全体国民或全体劳动者。

  与此同时,韩国自2000年10月开始施行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政府于1998—1999年推行了限期生活保护及对原生活保护制度的临时性扩充,又于1999年9月将这一应急措施放在一起制定了基本法。可以说,这一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体现在从以前的“劳动能力的有无”基准朝着“国民最低限度”基准的转变、传统生活保护制度的“劣等待遇原则”的撤销上。国民已经可以在面临社会性风险时,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从社会保险制度、或者从公共救助制度中获得保护了。以往各自独立的社会保险与公共救助制度得以相互合作,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作为国家义务的、而且是作为一项国民权利的最低生活保障得以实现。

  正是由于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兼具“效率性”与“普遍性”两个特点,所以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达成的共识,韩国社会福利模式可以称为“发展优先—普遍主义”的福利体制。

  多元共建性,是指韩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架构由政府、企业、社区与家庭多方参与、共同建成。

  韩国政府是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主导力量。韩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具有独立的、主动的地位,不会因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改变。国家领导者拥有自己的议程,不会因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偏好而改变。韩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国家,政府鼓励孝敬父母,稳定家庭,实行夫妇优待制。不优待独身者和单亲家庭。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表述为:福利和经济增长均衡并与家庭传统结合,实行对家庭照顾的“家庭般社会”保障制度。韩国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社区福利建设,特别鼓励企业参与福利建设,将企业福利提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建立职工福利保障,对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或者行动不力的企业不给予优惠政策甚至进行处罚。因此,以企业为基础建立职工保障成为韩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成因和特征之一。

  “死角地带”是指长期不缴纳保费,现在或将来无法从保险中受益的人群。韩国健康保险的规定是:不缴纳保费时间超过3个月的投保人,在享受保费受益时受到限制;国民年金的投保期限最少是10年,缴费记录不超过10年的,不享有国民年金。2006年,国民年金的死角地带达到全部国民年金加入者的54.5%,有70%的非正规职业劳动者未能加入国民年金,而国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只能覆盖贫困阶层的1/3。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社会保险的盲目扩大以及个人经济上不稳定、意识上不重视等。

  一是国民年金体系有一个固定受惠人群的保险金领取计划,由于其较高受益水平和相对低的缴费率,这一年金设计导致了财政的不平衡,巨大的财务赤字每天都产生出来。

  二是韩国养老保险前三种是特殊职业养老保险,这三种特殊的养老保险已发展为全额养老保险,并且在养老保险种类、接受养老保险的条件及财政结构等方面非常相似,他们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也相似:高养老金—低供款制,没有规定获得全额养老金的正常退休年龄,不利于终生做家务的老人的养老保险结构,有限度的申请调查,早退休者的养老保险没有实质性的减少,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养老保险体制的不平等和财务上的失调。另一方面,国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五五”计划时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的规模仅限于受保人数的一半以下,由于财政负担过重,实行的时间不会持续长久。同时,那些不符合养老保险资格的老人和正在步入老年的一代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无任何退休金的困境。

  三是国民年金投保的月最高收入水平为360万韩元,每月交纳9%的保险费,20年后每月领取80万韩元左右。雇用保险中失业津贴最高1个月90万韩元。而在公共救助中4口之家1个月可以领取93万韩元。也就是说,贫困户不做任何贡献而领取水平高于年金和雇佣保险的投保者。

  韩国在1996年加入OECD,这对其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国民对政府的福利、教育及住房政策感到不满。

  一个社会制度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理念、规范、组织和设施。理念是社会制度背后的核心动机,是社会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创立宗旨,也是社会制度的精髓和灵魂。韩国社会福利模式对我国的社会保障理念反思的启示是:

  中国自改革以来,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将社会保障视为市场经济的“减震器”,这种理念只能导致社会保障改革始终跟在市场经济后面亦步亦趋,并最终将社会保障制度打造成一个非常狭隘的社会制度。比如,我国现在仍不称“社会福利制度”而称“社会保障制度”。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传统的土地依靠和传统的家庭支持,又失去了就业的稳定性,人们的社会生活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因此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简单地服务于市场经济,而是二者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和资源配置机制。它们各自承担着现代社会的不同价值责任,又有共同维系现代社会总体价值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念的错位使之在客观上成为一个保强弃弱的制度。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保障是围绕着社会的强者设计的,而社会不仅享受的社会保障项目少,而且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低。韩国的经验是,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在其他发达国家更是如此。通过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逐步缩小,从而达到追求社会公平的效果。

  在中国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担心产生北欧各国的“福利病”,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看作经济发展的包袱而非动力。然而韩国的经验证明,后工业化国家只要合理安排社会保障投入与经济投入的比例,特别是将社会福利制度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入中期阶段,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契机。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头上有“新三座大山”的沉重包袱。因此,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发展,相反,还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源泉。

  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的基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和谐有序。和谐社会是所有社会阶层共建共享的社会,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所有这些都与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韩国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可以重新调整劳资关系,还可以建设良好的社会治安。要使社会保障制度从改革的边缘走到改革的舞台中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性社会制度。

  韩国法务部8日表示,将从4月份开始试行“移民融入社会教育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外国人接受指定的韩国语教育,在移居韩国时就不用考笔试。移民融入社会教育将由韩国语和对韩国社会的理解等内容构成。按照该制度,普通移民如果进修最少30小时到最多450小时的教育课程,就可以免除在移居韩国时要考的笔试。

  之前就免考笔试的跨国婚姻移民审查等待时间长,现在只要接受指定的韩国语教育即可以快速接受移居审查,并在面试中获得加分。这一教育制度的实施大大简便了外国人移民韩国的程序,加快了移民申请的速度。同时也能让外国移民更快地融入韩国的社会当中。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韩国政府现在逐步放开对外政策,希望引进更多的能够快速适应韩国社会的人才。自金融危机以来,韩元对人民币的比率跌到了历史低点,而韩国国内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留学韩国由去年的年总费用10万元左右降低到现在的5-6万元左右。费用的大幅度降低必将掀起另一场留学韩国的热潮。

  展开全部1999年8月15日,金大中总统提出将“生产性福利”作为韩国社会福利改革的新方向。所谓“福利”是指“社会福利”,意味着对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生产性”意味着它的关注焦点是就业与那些通过政府支持可以自立的人,帮助他们提高创造性与个性。“生产性福利”的目的就是通过促进社会发展和公平分配财富来增加社会平等,也为每个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提高他们自我帮助的能力,使其不会因为贫穷、社会排斥或其他社会风险而成为牺牲品。一、“生产性福利”提出的背景1.建立一个系统的社会安全网

  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起步于1963年。由于政府长期奉行“经济增长第一、福利第二”的发展政策,到1995年韩国人均 GDP达到1万美元时,其社会支出仅占GDP的4%,是当时日本、美国、英国、瑞典的1/3—1/6。这一数字暗示韩国的社会支出花费太少,因此没有一个社会安全网。?

  为了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韩国政府拟将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5.1%提高到2010年的10%。随着韩国逐渐增加社会支出,它需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过分依赖社会福利的教训,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经济效益,关注经济独立的个人,这是朝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迈出的一大步。

  自全斗焕政府以来,人们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阶层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办公室统计,韩国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28增加到2000年的0.32,显示收入不平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城市劳动者中最富有的10%的收入从1997年的22.3%增长至2000年的26%,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份额从8.3%降至7.3%。财富差距的鸿沟与贫穷人数随着金融危机而扩大。

  21世纪金融危机的爆发、知识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劳动力平均年龄的增加及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增多,持续地加大了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到2010年,年龄超过65岁者达到韩国总人口的9.4%,儿童保健与老年人保健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导致医疗保健与养老金的增加。儿童保健设施的严重短缺也成为当前韩国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在全球化过程中韩国国内的制造公司缺乏人力优势。为此,韩国公司要重新进行本地化定位,挖掘竞争优势,这尤其要求关注失业及贫困等长期性社会问题。

  根据三星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在因特网的使用者中,大专院校的学生占48.2%,初中或高中学生则少于2%。从收入水平来看,年收入超过3000万韩元的人使用因特网的比例为36.7%,而年收入低于1000万韩元者仅占5.6%。韩国的数字鸿沟已经出现。

  据国家电讯和信息研究院1999年7—8月的统计显示,韩国36.6%的家庭使用计算机,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中21.4%有电脑,而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数字则升至58.4%,显示出受教育与不受教育者之间的数字鸿沟。另外,年收入低于1200万韩元者中仅有18.7%拥有电脑,这一比例随着收入提高至1200—2400万韩元而增至41.6%。而年收入超过2400万韩元的拥有电脑的人数增加至65.8%。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数字鸿沟,所以需要对低文化水平与低收入者进行终生教育。

  自1962年以来,韩国政府一直依据可选择标准基础上的“生活保护项目”(LPP)进行社会救助。1997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后,失业、贫穷、无家可归者以及饥饿儿童增加,政府才又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生活保护项目”(TLP)。前者的目标是贫穷的人,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失业者。

  “临时性生活保护项目”和“生活保护项目”都是在政府预算的既定范围内使用的可选择标准。然而,由于这一标准太过严厉,所以很多人直到临终都不能达到这一标准。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于2000年10月第一次提出公共救助,颁布并实施“国家基本生活安全法”(NBLS),阐述了公民在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时将有权申请政府的现金补助。

  考虑到通货膨胀率,个人的现金援助计算方式每五年调整一次。其计算公式是:现金援助=生活最低需要-其他法律的善意补贴-确定收入。“确定收入”包括个人的收入以及被估计的来自家庭的支持,还有由其他法律规定的资助,包括教育支持或医疗救助。例如,所有生活保护的委托人都能免费得到医疗援助项目中的医疗补贴。

  2000年10月,申请现金援助的人数为425万,约占总人口的8%,但其中只有占总人口3.2%的149万人收到了现金补贴,之所以只有这么小的群体受益,是因为“附加入选标准”。这一标准规定两口之家的年总收入超过2900万韩元(约24000美元),三口或四口之家超过3200万韩元(约27000美元),他们就没有资格得到现金补贴。另外,不与申请者共同生活的延展家庭人口的收入也被计入申请者的收入内。

  在接受现金援助的149万人中只有40万人是能够工作者。这些能够工作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雇佣且每月收入低于现金援助的总数者;另一类则是被称作自我支持的受资助者。他们需要参与不同的培训项目才能在经济上更好地独立。

  因为实行“临时性生活保护项目”,政府的社会支出已经巨大,并且“国家基本生活安全法”是适时调整的。据统计,2000年的政府支出是1997年的1.3倍,健康与福利部的预算也增加了1.6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救济援助的效率,政府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措施:

  前面已经提到,73%的现金资助对象被划分到由于残疾、年长(超过65岁)和怀孕而不能工作之列,只有27%的人能够工作。因此我们更要强调有工作、自我帮助、经济独立而不是现金救助或收入支持。我们可把工作分为四类:在私营部门的正常工作、政府的临时补充性工作、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性工作和参与对酒鬼、吸毒或社区修复等康复性工作。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当事人都应注册这四类工作中的一种。假如成年人不愿意从事全日制工作,政府应拒绝发给其现金援助。

  实施“所得收入信用项目”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工作。这是一个成比例的基本扣除数目,意味着任何超出基本扣除水平以外的收入都将归被救济者所有。例如,零收入的两口之家每月将获得补贴344美元,假如他们能够工作,他们的基本扣除可能是100美元,超出这个数目以外的任何收入都按30%成比例扣除。与在此之前实行的“津贴削减率”只要被救济者有另外收入就取消现金援助相比,这对那些能够工作的人来说是一大动力。

  2000年以前,韩国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自我扶持项目”的就业咨询、工作职位及与就业相关的培训服务,自2000年开始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这一局面:首先,为自我扶持者创建管理网络。“自我扶持项目”必须由地方的、地区的福利中心、地区就业咨询办公室、地区工作培训中心等互动来组成一个有机的网络,也需要那些被实践证明有能力的文明组织的参与。而且将管理地方就业服务的家庭事务部、管理地区福利中心的健康和福利部以及保证工作安全并提供工作培训的劳工部结合起来,组成“自我扶持项目”服务的有机网络。其次,引入“社会福利中心服务评估体系”。韩国的社会福利中心的土地及设备归政府所有,中心的运作由私人来管控,政府通过制定评估体系、在互联网上公示等措施来监督管理者服务的质量。每个地区福利中心要发放满意程度调查表,介绍每位管理者的素质及工作,用固定模式在互联网上公示。

  1998年,韩国失业率剧增为6.8%。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提出了促进就业的新措施:

  必须尽可能地鼓励私营部门参加创造临时性就业机会。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有将近一半的“公共工作工程”的就业机会来自私人部门。地方公司被鼓励给政府交计划,并提供环境保护、旅游、道路修建等领域的就业机会的审查报告。同时,地方农业合作组织也被鼓励给城郊结合部的城市失业者提供工作计划。

  韩国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的数量从1997年的52家增加到1999年的136家,但这与1997年英国的1000家、美国的1700家、德国的1000家、法国的750家和日本的480家雇佣中心相比还差得很远。在韩国,私人就业服务机构在寻求就业和就业支持过程中发挥着首要的作用。这类私人雇佣机构共有两类:一是私人安置机构。它是按照20世纪60年代的《就业安全法》而设置的,主要关注短期和按日付酬工作。当前这种机构共有1756家,是公共就业办公室的十倍,占韩国就业服务市场份额的90%。二是“派出”机构。其运作要得到劳动部的批准并限制其营业范围、种类和合同的长度。韩国的法律清楚地区分了私人就业办公室和派出机构的界限,以避免二者的重复。

  政府在提供足够的工作培训方面的作用差强人意。1999年和2000年用于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分别仅占6.0%和5.9%。1997年出版的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用于就业培训的劳动力政策预算占政府总预算份额较低的国家分别是:爱尔兰(32%)、澳大利亚(33.7%)、比利时(35.7%)。而份额较高的国家有荷兰(54.7%)、美国(57.9%)、瑞典(57.0%)。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培训,政府打算建立一个全国性网络。其中,“镇—街道办公室”(“镇—街道办公室”是韩国城市的基本行政单位,主要功能是颁发电话卡和出售证书 )的办公面积扩大至5—6层楼,其中1—2层设置儿童日托中心,3—4层为家政培训教室,5层为图书馆。工作技能的培训应聘请相应的企业来从事教学,同时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资助。政府可以扩大镇—街道办公室的职能,更多地征收私人企业的基金,也可以允许社区技术中心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的地区领导人一起参与运营的社区技术中心。?

  如同保持所有银行户头一样,个人的教育户头将保留本人所有受教育的纪录,包括课程、课时、成绩。这样,在个人想取得资格证书时就可以得到资格认证,得到执照。教育部对大学兼职学生限额的规定也被废除,以鼓励个人为取得执照或提高技能积极注册业余课程。另外,还引入一个认证体系,即政府以证书的形式或信用卡的形式给予的补贴。通常由个人提交给教育或培训组织,然后这些个人或组织将证书交到政府以获得补偿。

  韩国财阀通常根据其附属部门的岗位需求雇佣刚毕业的学生,经过入门考试(通常是常识、专业、英语)来选拔候选人。一旦被雇佣,那么受雇者一般会永远待在一个企业里,薪水将随职务提升。而中年失业者的再就业或外部人员的录用则存在着障碍。企业不可以随意改变其录用计划,不能因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重新招募员工而改变解雇中年人的条件。

  韩国的就业保险包括就业补贴、发展工作技能和失业救济三部分。1997年金融危机后上述三个项目扩展至所有企业,只有那些全日制和签订一个月以下合同的临时工、小规模建筑企业的工人和无法记酬的家政人员未被就业保险所覆盖,仍置身于社会安全网之外。2009年9月,领取报酬的工人数已达1300万,其中71%被就业保险所覆盖,剩余的29%大多为临时工或是以天计酬的工人,人数约380万。参加就业保险的劳动力约占总人口的42%。从接受救济率来看,2000年9月,大约7.5万人接受了失业救济——仅占所有失业者的10%。而1995年美国是36%,日本是39%,瑞士是71%,挪威是94%。换句话说,韩国有相当数量的失业者未能被社会安全网所覆盖,就业保险的作用很小。

  为此,政府应允许临时工与按日付酬的工人将收入的部分用来投资(例如工资的5%)“个人失业账户”,并采取年缴费抵税、征收利息收入消费税等方法来给“个人失业账户”提供刺激,直到该户头被用光。与个人失业账户相伴随,个人将拟订自己的基金作为失业时期的财政经费而不是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救济;政府还应在“国家基本生活保障项目”之外重新建立一个帮助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失业者的短期救济项目。

  危机以来,某些企业的负担相当严重。韩国的企业被规定每雇佣一个员工,在雇佣期间有责任按月工资的8.33%为之缴付退休准备金。这笔准备金由养老金公团来管理。2000年企业缴付了工资的8.65%—9.25%作为福利的支出,如医疗保险、就业保险、工伤赔偿保险,这些都是在8.33%的退休保证金之外的。这样下来,总工资的16.98%—17.58%被用于受托管的总福利支出,企业的负担可想而知。为了给企业减负,政府应系统地改革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将公团管理的退休保证金合并进现代私人养老金计划之中,并引入“医疗存款账户”解决小病的医疗支出。?

  到2000年,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工人都合法地有了失业保险、工伤事故赔偿保险、国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中,失业保险和工伤赔偿保险与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覆盖了全日制工人。

  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了,雇主的保费从1997年的6.56%提高至2000年的8.65%;雇员的法定社会保险缴费则从1997年的4.53%提高到2000年的6.4%。国家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份额也已经从1997年的6.23%增至2000年的7.31%。

  韩国国民年金(NPP)于1988年第一次实施,主要面向雇佣十人以上的企业。1992年扩大至雇员五人以上的企业,1999年《国民年金法补充条例》规定扩大至雇员少于五人的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当前,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韩国定居者都是国民年金项目的合法申请者。韩国人的平均年龄呈现增长趋势,预计到2030年三个年轻人就将负担一个年长者。而现在是十个年轻人负担一个年长者。照这种趋势,为年长退休者提供财政安全就显得尤为紧迫。?

  其中,S表示缴费者缴费期间的平均工资,M表示一个缴费者开始领取退休金前一年所有缴费者的平均工资, n 代表缴费时间, S/M 表示缴费者的相对工资。1998年12月,韩国政府规定,40年缴费者的收入替代率最高不得超过60%,而此前规定不得超过70%。

  退休金体系似乎遭遇到了资金短缺。如前所说,如果保险金率(9%)和替代率(60%)维持在同一水平的线年内达到顶峰时国家养老金将面临严重的赤字。照目前的标准,养老基金到2039年将被全部用光,其原因之一是缴费太低。在其他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退休金的领取额也是由领取者平均工资的60%决定的。不过,它们的保费率较高一些——工资的12%—19%。而在韩国,保费率过去十年仅是平均工资的3%,当前则是9%;二是自雇人员的准确收入无法测量,结果这些人几乎不缴保费,但却领取较高的退休金。要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必须将缴费率从当前的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0%。

  在韩国,私企部门的工人不仅被国家退休金项目所覆盖,而且也被“退休津贴托管项目”所覆盖。韩国劳动法要求雇主给每个在本企业工作一年或超过30天最低津贴标准的工人每工作年度缴纳工人平均工资的8.33%。如果将退休津贴合并到现代私人退休金计划中,努力保证工人退休金的领取率达到以前工资总和的60%,幸运飞艇走势这样工人们就可以从国民年金项目中大致领取一半退休金作为基本退休金,再从私人退休金项目中领取另一半作为补充养老金(如果退休津贴托管项目被合并到现代私人退休金体系中,被退休金项目覆盖的工人们将参加到一个以雇主为基础、即雇主被强制性地缴纳接近工资8.3%的项目之中。这个项目具有可携带性、随时变现和按年龄严格领取等特点)。这样,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将被一分为二,即基本养老金和补充的与贡献相联系的养老金,从而减少国民年金的支出。

  1977年医疗保险被引入雇员在500人以上的企业,1979年被引入政府部门和教师中,1987年扩大至雇员五人以上的全部工厂。1989年,医疗保险计划覆盖全体公民。到1999年,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被分成私人部门雇员的医疗保险和公共部门、自雇人员的医疗保险,由医疗保险协会负责收费并发放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根据“即收即付”方法运作。然而,正如国民年金一样,低缴费率和自雇者收入正在透支医疗保险基金。在赤字增加的同时,医疗保险费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增加。从1997年占工资的2.45%到2001年7月增加至4.08%(也许人们把医疗保险的赤字归结为高偿付率,然而在韩国,偿付率实际上相当低)。1997年,国家只将GDP的5%用于医疗目的,而这5%仅惠及了41%的人,剩余59%的人则没有享受到。相比其他国家,韩国享受医保率是比较低的。

  此外,还要寻找一个控制医疗保险过度消费的办法。在韩国,最虚弱者被医保覆盖,而重病通常不被覆盖,这使得个人的财政负担沉重,经常会透支银行账户。因此,医保中心应将小病与重病区分开来,小病的医疗费个人负担,而重病归医保。为此可以建立一个“医疗存款账户”。医保缴费者将工资的一小部分付给小病医疗服务中心(医疗存款账户的效率在新加坡已显现出来。1984年新加坡医疗补贴开支仅占GDP的3.1%,十年后仍维持在3.2%。相比较而言,美国则从10.8%升至13.6%,韩国从4.26%升至6%。美国的黄金法则保险公司和多米尼公司于1989年开始实施这一项目,允许雇员在传统的保险项目和新开设的“医疗存款账户”中二选一。他们现在只付出相当于过去1/3的款额)。此外,政府、挣工资者和雇员都被要求给“社会医疗保险”缴纳相同的费用。在多元的医保框架下,人们的医疗消费将变得更加谨慎,也能够抑制医疗服务中心的过度消费。

  “生产性福利”意味着其关注焦点是就业与那些通过获得政府支持而可以自立的人,帮助他们提高创造性与个性,使“福利国家”向“有活力国家”转变。“生产性福利”的特点:一是将教育扩展、健康促进、就业援助等“干预性领域”纳入福利体系;二是强调渐进过程,不急于求成,不简单攀比和模仿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使福利体系的改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三是加强社会福利的社会投资功能,把传统的补偿型福利模式变成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型福利模式,使社会福利支出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既缓和了社会矛盾,也避免了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这个政策也存在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偏低、个人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个别政策不好操作等问题。